凌晨四点半，城市仍被深沉的夜色笼罩，大多数居民楼窗户漆黑一片。然而，在城市东部的某大型物流中转站，灯火通明如白昼。李明，一位来自河南农村的分拣员，已经和工友们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。寒风从巨大的仓库门口灌入，他紧了紧身上的工装外套，熟练地戴上线手套，站到了嗡嗡作响的传送带前。
“双十一刚过，双十二又来了，包裹量是平时的两三倍。”李明的声音混杂在机器的轰鸣声中，几乎需要喊出来才能听清。他的工作是将如山般堆积的包裹按区域分拣，每小时要处理上千件，重复弯腰、扫码、分拣的动作数千次。这样的工作，他从凌晨四点半要持续到中午十二点，有时甚至更晚。
在这个拥有超过两亿人的庞大群体中，李明只是普通的一员。他们从广袤的乡村涌向城市，分布在建筑工地、生产车间、快递网点、餐厅后厨和小区楼道，成为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“齿轮”和“螺丝钉”。他们的故事，往往隐藏在繁华都市的背面，却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最真实的底色。
中午十二点十分，李明终于有了一小时的吃饭休息时间。食堂提供十元一份的套餐：一荤两素，米饭管饱。他和几个老乡坐在一起，边吃边刷手机。他的手机屏幕上，是三岁女儿刚刚发来的语音：“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想你了。”李明笑了笑，回了句“过年就回去”，然后迅速关掉了屏幕，低头大口吃饭。工友们聊着老家盖房、孩子上学的事，这是他们疲惫工作时最温暖的慰藉。
对于许多打工者而言，家庭的未来是他们坚持下去的全部动力。来自四川的建筑工人王大海，在三十层高的楼顶外墙安装玻璃幕墙。安全绳系在腰间，风吹得衣服猎猎作响。他告诉记者，这份工作危险，但收入比在老家务农强太多。“儿子争气，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。我得多干几年，给他攒够上大学的钱。”说这话时，他脸上有自豪，也有对脚下高空的习惯性漠然。
下午五点，写字楼里的白领们开始讨论晚上的聚餐，而位于城市西部的餐饮一条街却迎来了一天中最紧张的备战时刻。来自湖南的陈晓霞是其中一家火锅店的服务员，她正小跑着穿梭于后厨和前厅之间，摆台、检查餐具、核对预订信息。她的“下班”时间通常在晚上十点以后，如果遇到客人喝酒畅聊，拖到凌晨也是常事。
“辛苦不怕，就怕客人不理解。”陈晓霞说。她曾被一个醉酒的客人无故斥责，躲到卫生间哭了五分钟，擦干眼泪又笑着出去服务。问她为什么能忍，这个二十出头的姑娘语气平淡：“扣了钱，这个月给家里寄的就少了。”
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。在城市一隅的集体宿舍里，李明刚刚洗漱完毕。八人一间的屋子有些拥挤，但每月只需分摊很少的租金。他躺在床上，和妻子视频通话，手机信号时好时坏。屏幕那端，女儿已经睡着，妻子小声说着家里的琐事：新买的母猪快下崽了，村支书来问医保交了没……这是李明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。
据不完全统计，全国像李明这样的农民工总量已超过2.9亿人。他们平均年龄逐年增大，“80后”已成为主体。与父辈“挣了钱就回家”不同，他们中的许多人更渴望在城市扎根，但高房价、子女教育、社会保障等现实问题，像一道道无形的墙，横亘在梦想与现实之间。
专家指出，打工群体是推动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力量，他们的命运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。近年来，从推动农民工参保、扩大随迁子女入学比例，到开展职业技能培训、保障工资支付，一系列政策举措正在不断完善，试图为他们创造更加公平友善的环境。但这条路，依然漫长。
晚上十一点，陈晓霞终于下班了。她换下工服，和同乡姐妹挽着手走回租住的小屋。路上，她们讨论着过年回家的计划，商量着给家人带什么礼物。城市的霓虹灯把她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她们的笑声飘散在微凉的夜风里。
明天，凌晨四点的闹钟依旧会响起，物流中转站会再次轰鸣，高楼上的安全绳会再次垂下，火锅店的锅灶会再次沸腾。这些打工者们，用汗水浇筑着个人的梦想，也用肩膀扛起了城市的明天。他们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，却汇聚成这个时代最真实、最动人的叙事诗。